科学研究不面对研究对象, 对象依然能够明确, 最明显的是天文学, 天文学家只要有一支铅笔就能进行思考, 但这只是一种研究方法, 最终还要回到物理学。
但是不同群的不同民族性中，也有共同之处，因为彼此同为人类，具有共同的头脑结构，而且同处于一个更广义的共同环境之中，具有共同的应付环境的生活方式。中庸就是用中，但用中决不是在社会交往中用我为中心，也不是在宇宙交往中以人类作中心。
从一元世界向多元世界转型，旧的秩序让位给新的秩序，这一历史的内在趋势，是通过人来体现或实现的。所有这一些发生在知识分子中的论争与忧虑，都是中国在新世纪面前所无可回避的重大课题。我们大家都能记得，早在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的文化类型说和汤因比的文明兴衰史，都已作过类似预测。因此他们说，20世纪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世界新秩序的开始。也不把人当做世界的主宰、天神的奴仆、造孽的罪囚来骄傲来谦卑来求解脱。
于是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振问题。史实表明，东西交通以后，自我中心和一元主义不仅不曾随着封闭世界的结束而结束，相反，它竟博得强者的武力和野心的赞助，乘风破浪，获得了世界性的实验空间。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出版的《空间的诗学》直接点明了这一点。
(德里克，2012年，第135页)二是不可将地方与人民脱离开来。在最广泛和深层次上，空间认识论乃是对那个古老哲学问题的回应，即空间支配时间的状态以及人类在其中的命运。他强调：时空就是我们用来单独地或作为整体地确定社会关系的两个参照系。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其中，直接揭开法国结构主义思潮面纱的莱维-斯特劳斯给出了空间思维的立法性定义。(Bauman，p.69)由此，他坚决反对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而主张将公共性或共同体事务置于政治议程之中。
如果将现代性从理论上理解为时间压倒空间的优先性结构及其思想动态，那么整个后现代思潮则可视为一种空间转向。因此，虽然现代性表达了与传统的决裂，却始终依赖于欧洲人假设的自我展开的历史时间，即表达了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①弗朗索瓦·库塞特(Francois Cusset)的研究阐明了French Theory在美国学院被制造出来的原因。尽管那些试图打开历史诗学的左翼学者与海德格尔并非一路，但也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相似的问题，从列斐伏尔到哈维和马西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知道历史不可避免地走向何处，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就既不再具有重要性也不再具有意义。然而，正如马西强调的，抽象的空间形式，单纯作为一种地形学范畴，在开放性/封闭性的情形下，不能被当作一种区别于政治的左/右的普遍的地形学加以征用。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地方以这种方式使人适得其所，它同时揭示了他的存在之外部联系以及他的自由和现实之深度。然而，它们作为真理思维却一直支配着现实的政治。
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产生了地方和空间生产两个关键概念。我们处在一个共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并行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
对我们来说，这便是凝聚共识的新中国故事——中国梦。因此，定义并占据理论斗争的战场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参见阿尔都塞、巴里巴尔，第18-20、99-123、219-223页) 基于上述语境来重新审视福柯，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被学术界抬爱的理由以及他在空间转向中的核心位置，而且亦可以更深刻地把握空间转向的逻辑。(cf.Dirlik，pp.151-187) 进入专题： 空间转向 地方生产知识 当代中国哲学 。这构成了后一组法国思想家们的故事。流行研究注意到列斐伏尔、福柯、哈维、德里达等激进思想家在空间转向运动中的显赫位置，或偏爱列斐伏尔-哈维，或偏爱福柯-德里达。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从纪律需要自我封闭的场所(即禁闭)、灵活的空间利用、职能场所的规则以及间隔和等级体系等不同方面清楚地阐明了空间分配技术的重要意义。或者说，由于地方的基础性地位，它在社会生活中是通过多重尺度和维度再现的。
中国梦在今天的表述，体现了由历史理解产生的话语深度。如果说鲍曼的政治考量涉及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从亚文化群体(地方)到民族国家，那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就民族国家层次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批评美国的文化左派破坏了国家认同，而坚持主张以美国梦或美国故事重整共同体的团结。
因此，这项任务包含着在新的全球语境中，对像中国这样的地方的再理解，这种理解乃是创造的前提，亦构成哲学本身的义务。在整体上，他认为，从古典时期开始，围绕身体和小事(日常生活)控制发展起来的整套知识、方法和技术建构了现代意义上的人。
例如，沃勒斯坦曾经对世界体系分析的崛起作过回顾。对于我们来说，借鉴空间转向的相关理论成果来推动哲学发展，既非简单地增加诸如城市化、空间正义等论题，亦非简单地提出某种体系化的空间哲学，而是在于我们能立足当代生存经验来阐明有别于既有现代性的新文明探索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从而为民族发展提供知识学支撑，进而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地方与空间生产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它们讲叙的都是关于人类具体生存的事情。笔者曾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角度阐明，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乃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和表现形态(参见胡大平，2017年)，在都市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强调中国新型城市化实践乃是替代传统城市化的新文明创造(参见胡大平，2016年)，同时，亦具体地探讨过在诸如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性空间生产知识的内涵和实现路径。1952年，梅洛-庞蒂与萨特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决裂。(梅洛-庞蒂，第33页) 在后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尽管少有人直接提到梅洛-庞蒂，但他却是法国理论拒斥决定论而转向异质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从而清算欧洲中心主义的直接起点。
福柯代表的这种批判是成立的。同时，他强调，无论如何，他们的文本，既不是亲-马克思(pro-Marx)，也不是反-马克思(anti-Marx)。
(Casey，p.337)基于当代社会经验和政治诉求，马西则强调了空间的三个核心特征：相互关系的产物、多样性共存的异质性以及一个不断的构造过程。只是，哲学为地点的首要性提供了论证，并因此为回应现代性的生存危机提供了诗学前提。
转向空间或结构，正是要克服理解规律时对时间的依赖，那种依赖封闭了必然性含义。(cf.Benko Strohmayer，pp.257-258)这一诉求的潜台词便是对主导19世纪的历史主义的告别，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等人非常断然地点明了这一点。
这一传统，既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在二战前以法西斯主义为焦点的对整个西方文明的批判(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又催生了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在二战后的介入式的政治态度，这二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以学生运动为首的新社会运动的思想支撑。空间则突出异质性、偶然性，也因此容易陷入机遇论。另一方面，正如福柯所指，在征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欧洲的政治技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改变，空间分配(即环境控制)成为核心手段。从梅洛-庞蒂到后来泛称的后结构主义思潮，通过空间表达的正是一般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理念，即以偶然性、异质性(矛盾)、多样性来摧毁必然性、同质性(同一性)和单一性，后者被理解为现代性秩序的特征及其理念的基础。
关 键 词：空间转向 地方生产知识 当代中国哲学 20世纪后半叶以降，持久而热烈的空间探讨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球的理论状况，许多学者以空间转向来描述这一现象。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
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倾向，不同社会及其不同时期的思维主潮，总是存在着某种优先性，而任何一种优先性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在全部空间转向中，这个观点亦是一以贯之的红线，虽然不同的学者并非均以如此清晰的方式来表达。
简单地说，由于空间偏好乃是对历史主义遗产的校正，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在一切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新动向和新思潮中看到空间维度的独特重要性。因为，自19世纪后期始，历史之目的便不再直接与神正论的观念——特别是救赎——联系在一起，而是一种与生命之客观化联系在一起的意义结构。
